茆家升:几份小右派档案

题记
所谓小右派者,非指错划右派年龄小者;也不仅指职务小,为社会底层普通人员者。主要是指获罪者起因小,小到几近无。无事如何获罪?现代版莫须有也!—茆家升

小人物马礼海的遭遇

马礼海 男 1928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牛埠镇卖布小商贩之家。幼年读过几年私塾,相当于初中文化。十来岁即在父亲的小布店中学徒,及长结婚生子。未加入过任何政治组织。父年老休息,马礼海接手布店商务。1954年政府号召公私合营,马礼海积极响应,第一个报名参加,全镇小布店迅速实现合营。马礼海被选举为十六人联营布店小组长。

1957年整风期间,执政者号召向管理者提意见,马礼海积极响应。说为什么国营商店卖布的,口粮定量标准为每月32斤,而联营店的员工只有每月28斤?为此言以反对统购统销罪,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后据全国工商联文件精神,基层联营单位小组长以上者,可划为右派分子。马小组长即被划为右派分子。本无公职可开,将每月工资28元降为24元,送门口塘监督劳动。当时他已30岁,有了四个孩子,妻子家务,长子不足十岁,生活极为困难。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安徽曾希圣垮台,门口塘农场解散,马礼海摘掉右派帽子,回到牛埠镇商店继续当营业员。直至1979年右派改正。现在退休在家,子女皆孝顺,生活安定。

完了?一个人的一生,或是说一个在整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的右派分子,就这么几句话就交待完了?是的!就这么点事!如果再要延伸说点事,还可以说说马礼海的老父亲和妹妹都在60年饿死了,老婆孩子历尽艰苦活了下来。但这些都不是马家特有的,比起那三年无为全县饿死二、三十万人来说,马家还不能算是最惨的。

那么,我记述这样一位基层小右派,既无传奇故事,又无激动人心的细节,既没有什么家族冤仇和善恶相报,也扯不上对执政者政策的评述,和什么路线之争。那我说他干什么呢?我也多次这样问自己,马家是一个乡村小镇最普通人家,马礼海也是个最普通的升斗小民,既远离官场和一切政治组织,又没有一家私敌,世代平安过的与世无争的日子,为什么一场政治运动要和这样最普通的百姓过不去?整倒这一批批的无辜者,执政者又有何收益呢?

记下这个故事,或许可以回答孔庆东们,他们不是说反右是如何正确非常必要吗?请读读老马家的故事吧。我两去无为,到过牛埠,看过马礼海的原始材料,并拍了照片,可以确保故事真实。

得到中央大员关注的幸运右派陈衍余

陈衍余是我们门口塘难友中最幸运者之一,以他一个连股级干部也算不上的基层普通人员,居然能面见原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时任国家内政部长的钱瑛女士,称得上是案惊中央了。也正是钱部长的亲自关怀,陈衍余的右派案62年即获得平反,而其他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小右派们,则要继续当十七年摘帽右派。

那么,陈衍余先生有何重大案情,或曰是什么样的大冤案,要中央的部长亲自关注,才能平反澄清呢?说来真有点匪夷所思,也哭笑不得。

陈衍余 男 1932年出生于南京市。1949年家乡解放时读高中二年级,随即参加了工作。55年反胡风时他已是安徽省无为县委宣传部一名干事了。反胡风紧连着机关肃反,是年暑假宣传部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导主任、校长以上的骨干教师,集中到无为对江芜湖市一家中学里集中学习,就是办学习班吧。重点是清查成分、历史,批判反动准反动言行。陈衍余以县委宣传部官员身分,是学习班的管理者。

转眼暑假过去了,芜湖的中学开学了要用教室,无为的中小学急等着教学骨干去主持工作。虽说大批没什么问题或有些麻烦事但够不上肃反杠子的,都回原单位上班了。但是,还有小部分所谓问题较大,或是够上什么杠子的重点分子,依然关在学习班等待处理。如何处理这批人,陈衍余和另一管理者发生了矛盾。陈衍余认为虽然他们在旧体制的学校里,被迫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但都是教书的,既无恶行,又经过了审查,有过结论,就不该揪住历史尾巴不放。另一管理者则坚持移送司法机关。后陈衍余以当时人才奇缺,把他们都处理了,何处找教师的现实须要为由,说服了对方,让这批人都归了队。

虽说这批有所谓历史瓜葛的人,一年多以后大都在反右一役中被重新打倒,有的人还戴的双重铁帽。但他们都依然对陈衍余肃反时,能网开一面,能暂时解脱,还是心存感激的。可是,陈衍余本人却因此“犯”下了立场不稳的原罪,一口口的政治陷阱正等着他哩。

反右说来就来了。历史清白,高中文化,写一笔好字,头脑灵活,办事干练的陈衍余正忙着呢,县里召开多次鸣放大会,他都是上级指派的记录员。他记性好,有时还绘声绘色复述参加鸣放者的发言内容。这就够了!包庇右派就是右派,做右派传声筒还能不是右派!何况他还有立场不稳的“前科”。右派加冕,送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我们成了难友。

安徽是反右重灾区之一,曾有人说安徽青年右派按比例为全国之冠。此言无从稽考。但从钱瑛部长亲自到无为这样不通火车的偏僻县城,直接听取像陈衍余等这样普通干部的申诉,说明中央对安徽极左路线的肆虐是有一定了解的。钱瑛部长等中央大员的到来,也曾使安徽的左风,有过一些收敛。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在安徽实行了较广泛的右派甄别平反工作。根据不知从那儿来的规矩,要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一般的“原则”,安徽县以上的党员干部基本上都平了,一般人包括鄙人,虽然也做过平反结论,后因最高指示一句话,都作废了。陈衍余可能因受过部长接见,侥幸地也平了。但据我所知,芜湖有些难友,也和部长谈过话,部长也关照过要平反的。可惜部长也得服从最高指示,说停立刻停,即使批文到了,未宣布的也得停!

陈衍余晚年生活安定,愿他健康长寿!

转业军人姚晓光和他死心塌地的妻子

姚晓光 男 1927年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 家庭成分:贫农 文化成度:私塾三年

姚晓光世代贫农,务农为生。47年内战期间,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当了国民党的兵。一次战争失败,姚随部队起义,投诚当了解放军。50年随志愿军赴朝作战,身体数处受伤。归国后在省荣军学校治病养伤。伤愈后曾留校任文化教员,后分配至省民政厅工作。56年,为照顾伤残军人,组织出面,娶东至县老家一富农女儿管秀珍为其妻。过了一年多夫妻和谐生活安定的日子。姚自称一个农村贫农的后代,能在省城大机关当上干部,又娶了曾是富家的小姐,他满足了,对组织怀感恩之心,工作十分卖力。

焉知好景不长,57年整风反右开始了,他既非名流,又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本不干他的事,姚晓光确实未参加过什么鸣放会,更未写过什么文章,应该可以平平安安过去的。要不是当过国民党兵那点破事,以他的转业军官身分,又是抗美援朝受过伤的功臣,说不定还会是积极分子依靠的力量呢。不当积极分子也罢了,在安徽极左的政治高压下,你敢和顶头上司顶撞,能有好果子吃吗?这不,就因为对领导提了几句意见那点破事,马上展开批斗,戴上右派帽子,送猪场劳动,当上了猪倌。

姚的故事现在看来是太荒唐了,当时是太平常了,平常到接下去无话可说了。那就不说姚晓光,说几句姚新婚一年多的妻子管秀珍的事。夫妻一方打了右派,另一方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很多人家走向仳离,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到了各自飞!未飞的也有,有情深意笃,甘愿同赴炼狱的;有恪守中华民族三从四德传统的;也有羁于子女牵挂的。都是难得的,应该受到敬重的。

管秀珍没有离开姚晓光,尽管也受到来自娘家的很大压力,应该说是父母对女儿的关爱,担心本来家庭成分就不好,再背上右派家属的包袱,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不如乘没有孩子拖累时,另寻活路。可是管秀珍不听,还是死心塌地的守着戴上右派帽子,当过国民党兵,又身有枪伤的乡巴佬。说管秀珍死心塌地并非溢美之词,而是言之有据。就在姚晓光戴帽一年多之后,他们的大女儿出世了,紧接着又生了二女一男。姚晓光1962年平反,仍在民政部门工作,直到离休,十年前因心脏疾患病故。夫人管秀珍仍健在。

1959年出生的长女,为一资深护理工作者,与笔者同一科室工作。父母一生境遇乃姚女士亲口所述。

宅心仁厚的方后高

方后高 男 1933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曾祖方六岳为清末孝廉,名诗人。所撰山海关下楹联:“乘三军讲武余闲,莳杂花数本,种寒菜满畦,天末唱刀环,九塞澄清靖桴鼓;是万里长城尽处,坐辽海高峰,问秦时明月,樽前语羌笛,一亭春好占榆关。”被名报人严独鹤先生誉为天下第一名联,也深受同乡重臣李鸿章赏识。方家世代书香,方后高谨遵祖训,有儒雅之风,又宅心仁厚,即使身处逆境,依然不改初衷,在右派难友中广受尊敬。

1954年毕业于芜湖农校,后自学达大专学历。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只在小组学习会上,说了几句对当时安徽盲目推行所谓农业三改的不同意见。根据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划右六条标准之外,另加的两条,一为反对所在单位党委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右派;二是反对农业三改就是右派。方后高定为右派,开除留用,开除团籍,送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

方在农场期间,曾与笔者同队劳动,相濡以沫。方兄农业内行,又热心助人。笔者当时年幼体弱,蒙方兄多方关照,铭记于心,终身未忘。而方兄在农场最感人之举,是对他读中学时的老师李信鹏先生的悉心照顾。李老师受尽劳累冻饿之苦,不幸倒毙在挑粪途中后,方兄遵循古训,执弟子礼,先为筹备棺木奔波,又亲自装殓。后又冒极大风险,刻石碑于李老师墓前,上书:“李信鹏老师之墓  学生方后高立”。右派为右派立碑记事,真奇士也!为此被多次批斗,险遭灭顶之灾。更值得一说的是,二十年后,后高兄在李信鹏老师改正后,又陪同师母李老师遗孀,千里寻墓。历经多日辛劳与不堪的挖墓尴尬,终于找到李老师遗骸,使其能魂归故里。笔者有《寻墓——方后高尊师的故事》一文,在网上广为流传。后高兄逆境中不顾个人安危,依然恪守尊师古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是应该流传后世的。

后高兄改正后,一直在无为基层工作,认真踏实,深受好评。对诸多五七年的难友的种种困难,都是鼎力相助,是圈子内的公认好人。

笔者在撰写右派小人物记事的过程中,得到过后高兄多方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了。

五柳村2008年8月23日收到


文盲右派方庆余

方庆余不是右派分子,他只是个基层粮站的搬运工,工人身分,不够资格划右派,他戴的是一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简称“反社会”。领导对他说,这帽子和右派帽子是一样的,地富反坏右,你是老五,所以粮站那些工人都喊他“方老五”。他不只一次问过我,什么叫反社会,又说他明明是方老三 ,怎么开了几次斗争会之后,就变成方老五了?我怎么对他说呢,尽管我的心在哭泣,心想谁想起来的搞运动这一招,连粮站扛大包的也不得安生,脸上还是笑嘻嘻地对他说,老五比老三好,老三是反革命,弄的不好要杀头的,老五嘛,一般来说没有死罪吧。至于什么叫反社会,我就说不清楚了,打个比方吧,“社会”就好像大粮包,领导叫你从晒场上往库里扛,你偏不听领导的话,偏要从库里往晒场上扛,你这就是反领导,也就是反社会了,我说我也不懂是瞎说的。老方一听愣了半天,想了想说不错,是有这回事,不过那不是我的错呀,那年收秋粮,连天阴,明明要晒七个太阳的,才晒三个太阳就要入库了,那要发霉的,我就是不同意进库的,怎么这就叫反社会呢?唉!我还能说什么呢。

老方长年晒粮扛包,落下腰痛和倒睫的老毛病,特别是倒睫隔不了几天就要到我这里来拔倒睫毛上眼药,有时要交思想汇报什么的,他也总是来找我,我比那些搞农业生产的总要闲一些,我终于知道了老方是个地道的文盲,只认得自己的姓 ,名字就不认得了,更不会写字了。不过待人不错,每次找我办事,总会递给我一块米粉做的饼,一看那成色就知道是地脚粮做的,虽说吃起来糁牙,可真抵饱。我心想你老方也来场半年多了,你能带来多少地脚粮,难道没有吃完的时候。后来经他同一公社的一位教师介绍,才知道关于这些地脚粮的荒唐又悲惨的故事,从此我再也不愿吃他一块饼了。

这些地脚粮原来是用头上一顶帽子换来的:那家粮站很小,连站长加工人也不过十来个人,未想到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也分配到一名右派分子的名额,会上还说了没有右派抓一名“反社会”也行,抓谁呢?乡里乡亲的,早不见晚见,抓谁也对不起人,谁家没有父母妻小,站长先想拖,后来上面催的紧了,不能再拖了,再拖只能自己去当了。万般无奈,站长决定抓老方,这是因为老方那时还是单身牵挂少些,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娘有人侍奉,多则三五年少则两三年,反正回来还是扛大包,老粗一个不会有大影响。目标已定,操办起来就简单了,就以那次进库不服从命令为突破口,随便加上几条,这不就成了反社会了,方老三也就变成方老五了。

不过到决定送农场去劳动时,站长又心软了,因为那时粮食已经紧张了,听说有些被抓右派的人,已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老方饭量大,怕他过不了这一关,就特批给他五十斤地脚粮,到临上车时站长又塞给他一个信封,对他说是全国粮票,叫他紧急时再用。老方是挑着一对大箱子进场的,开始人们不知道带的什么东西这么重,以后知道了是地脚粮,本来这是不允许的,但当大家知道他是个文盲时,就都同情他了。

老方有一把蛮劲,但干农业外行,常常吃力不讨好,不过大家都不怪他,什么事都是物以稀为贵,虽说这里的右派绝大部分文化水平都不高,但一字不识的文盲他是独一分儿。文盲自有文盲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他要说什么,常常引起人们的哄笑,他也不见怪,特别是到了思想汇报会上,或是学习什么重要文件时,他一发言,谁想忍住不笑都难,就连那个凶残狠毒的姓赵的主任也对他无可奈何。可是我们几位走的很近的难友,说起老方谁也笑不起来,只感到十分苦涩,这场运动怎么啦,不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思想阵线上的大革命嘛,不是什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嘛,不是在进行一场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嘛,那么请问像老方这样扛大包的粮站工人,算那个阶级,他要走的是那条道,他要把中国引向何方?真是荒唐透顶,那些振奋人心的漂亮的政治口号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处?那时不懂,现在还是不懂。

人们常说坐吃山空,老方那一点地脚粮眼看就要见箱底了,说这话时已经到了六一年的荒春,那应该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极期“,(所谓极期一说,本来是医学名词,指一个传染病患者,到了极期也就是病情最重时,患者如果没有在极期时死去,往往也从此开始走向恢复。三年困难时期也正是到了六一年的极期,经济崩溃,民生凋蔽,伤亡惨重,以后中央调整了政策,才逐渐走出困境的。)我们每人还有粮食定量的农场里也已经有人饿死了,更别说四周的农村了。老方开始和大家一样,满山遍野四处找吃的,人人都在找,到哪找呀?那是农闲季节,每天早晨难友们挑着粪筐有气无力地四处转悠,其实四处的草根树皮都没了,哪里还会有什么吃的,找肥也是句空话,一片荒碛之中,能挖到几块带绿色的草皮就算是积到肥了,常常有人空手而归,天不黑不敢归队,像孤魂野鬼一样在野地里彳亍而行,腹内空空前心贴后背,像一张纸一样在晚风中飘,随时可以扑地而灭,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真是生不如死了。老方的地脚粮已经贴光了,他肚子大,更不受饿,眼见他也在一天天瘦下去,大家都一样,不知道活过今天还有没有明天。

突然,有一天老方和几位难友各自挑着满筐黄澄澄的人粪肥在夕阳返照中归队了,那一筐筐的人粪和夕阳真是交相辉映,发出灿烂的光华,尤其是那能真正称得上人屎的臭气,给了我们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很多人都围过来看了,像在欣赏什么奇花异草,接着纷纷发出高论了,说这才是吃米饭还要有荤菜的人才能拉出的屎,不像我们长年吃山芋糊的人,拉出的屎黑不溜秋不说,连点臭气也没有,还散渣渣的,那能算屎吗?屎是优质农家肥,把那些劣质屎浇地里试试,准没一点肥效!再看看这几筐屎,那才称得上人屎,一担粪就能肥一亩地!在那个时期能见到这样优质的粪肥,真是希罕物,当然要打听在哪里找到的,因为这不是一点点,而是好几担哩,必定会有一片富裕的人群,才会有这样高质量的排泄物!尽管这几位难友像个英雄似的,有些洋洋自得又欲说还休,还是老方心直口快, 抢先说了。大家毕竟是患难与共的难友,真相很快就搞清楚了,更令大家惊羡的是,他们不仅找到了好肥源,居然每个人都吃到了真正的白米干饭,有人还带了些回来,小饭盒就挂在粪筐上头,进口的出口的靠得那么近。

原来这些进口的出口的精品都来自邻省一座煤矿。安徽省广德县与江苏浙江两省毗邻,从我们这个作业区翻两个山头,走三十几里路就到了浙江省牛头山煤矿,长江以南没有大煤矿,大都是所谓鸡窝煤,牛头山煤矿在浙江算是个大矿了,是该省重要的能源基地。所以也是重点保护地区,粮食副食品供应一直较好,这在哀鸿遍野的六一年,无疑是世外桃源,邻近的各色人等都想到这儿来讨一口活命。当时曾有这样的民谣:“十个饼子五斤糖,能讨广德一个大姑娘。”(六二年以后,安徽搞责任田,粮食多了,又有了新民谣;‘五十斤米五斤油,广德姑娘走回头’。)这座煤矿确实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不过是以那种尴尬又不堪回首的方式。

就在他们挑粪回来的晚上,方庆余来找我,叫我明天和他一起到牛头山去挑粪,特别提出来要我穿一身干净的漂亮一点的衣服去。我一听笑了,说老方你这家伙说话就特别,是挑粪还是去相亲呀?穿漂亮衣服干什么?老方说你听我话不错嘛,我还会把当给你上吗?到那里你就知道了。第二天路上老方他们对我说,去的路上空粪筐你也不能挑,还得离他们远点,就是身上不能沾了臭气,当然更不要你掏粪了。我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用全国粮票找煤矿工人换矿上食堂的饭票,这事不难办,很多工人手上都有多余的饭票,他们也急着换成全国粮票储存起来,换的好连钱也不要给,不过也不能被人骗了;第二件事就难得多了,就是用饭票买饭,这是职工食堂,大部分是熟面孔,所以人多时人少时都不能去买,去太早了太迟了都不行,身上更不能有臭气,前天有不少人饭盒和饭票都被没收了,所以他们想借我这一张还未晒的太黑的脸和尚存的一点所谓的医生气质,冒充矿上的人去买饭菜。至于回来如何向作业区交差,也很简单,早上他们把粪掏好,往一个僻静的地方一晒,下午就膨胀了,一路都由老方挑着,快到作业区时,从他那胀得满满的粪筐里拨一些到我的粪筐就成。我那时二十出点头的年纪,本来挑个三五十斤的力气还是有的,但他们不让我挑,一方面当然是看我这个右派医生对他们还不错,该照顾我一点,主要的是我这一身行头与派头一路上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然三十多里的山路,他们这批挑粪的,可能连口水也喝不上,保留一个乾净一点的人,也便于和人群的交往,也是生存的需要。

就这样在那可称为“极期”的最困难的时刻,我们这一批难友,就是以这样特殊方式渡过了难关。难友们对我帮助都很大,特别是一字不识的文盲方庆余,想想这事不在理也在理。

对这段往事,我所以说尴尬与不堪回首,决不是认为挑粪积肥是什么下贱的行当,更不会想到一个医生去挑粪是什么有失身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靠农家肥培育出的粮食养活的,我出身贫寒,划右后更是坠入了社会底层,还在当医生那是废物利用,那里还有什么身分可言。只是我在回忆那一段特殊岁月时,想到我穿着一身体面的长衫,混在一群挑粪者之间,有些滑稽可笑,以后冒充矿工去买饭菜又是多么尴尬,但是在滑稽尴尬之余,不免还有些自鸣得意和自视高贵,潜意识里还觉得高过其他难友一等。进入老年之后,我反省自己深感过去的想法不仅是可笑的也是可鄙的,我那时的所作所为不仅剥削了他们的体力和一些劳动成果,甚至还剥削了他们的尊严。方庆余他们都是些善良的人,从未计较过这些,但我不能因为他们的善良而原谅自己。

1962年农场撤销后,老方他们都回到原藉无为农村各公社去了,无为县是受极左路线伤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右派和反社会分子抓的最多,饿死人也最多。他们有人是摘了帽子回去的,有的人帽子还未摘,偶尔有人过江到芜湖对我们说,他们过的都很不好,甚至不如在农场时,在农场起码难友之间还不会遭到歧 视。关于好人方庆余的消息是一句也未听到过了,不知老站长对他咋样了?但愿这批善良的人能熬到右派改正的那一年。

门口塘的难友们,现在过得都还好吗,祝大家健康长寿!

2001年11月6日于广州

,2001年12月11日二稿


小右派张景影忧郁而终

张景影和我都是一所改造右派农场里最年轻的右派。1958年补划右派时,都刚21岁。21年后,1979年一起获得改正。当时他说:冤枉当了21年右派,不想别的补偿,我只想再活21年,那也可以见见下个世纪是什么样子了。那年他四十岁多一点,这该不是奢求,也不过说说而已,反映一点无可奈何的意绪。

可惜他这一点基本愿望也未能实现。1996年他病死了,可以说是忧郁而终。

他要是活到现在,也就是个普通的退休干部吧,和千千万万个退休者一样。

也许他可以是一个有些建树的人。

划张景影右派是一场残酷的儿戏。他生长在徽州农村,那是个学风很盛的地方。他自幼酷爱读书,可惜家境贫寒,初中未读完就辍学了,到地委机关当一名打字员。他平日话不多,一个人住在三平米的小阁楼上,没事很少下楼,机关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打字员。

突然有一天小张在全地委机关出名了。原来这一年(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安徽省招收五名学员,公开报考。这可是名校名系啊,出来就是新华社等中央机关的大记者了,那可是无冕之王呀!机关里很多年轻人围着这张报纸议论不休,都在叹息数字太少,几千万人口的大省才五名!要不然……突然一个人们不能接受也未能想到的事实发生了,二十岁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小小打字员张景影以同等学历身分报名了。这下机关里可热闹了,说啥的都有,无外乎冷嘲热讽,什么不自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见到小张免不了挖苦几句什么大记者下凡有何公干之类的。人们就这个德性,他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张景影对这些都一笑置之,工作之余躲在那蒸笼似的小阁楼上挥汗如雨彻夜苦读。终于天道酬勤,他考取了,而且高居全省第二名。这下子冷嘲的热讽的人一齐哑口了。小张本来就内向,接到通知书尽管内心很激动,表面仍很平静,再说还有一个多月大学就要开学了,要做的事很多,根本顾不上别人的议论了。这时他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灿烂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二十岁的孩子有点踌躇满志了。

谁想到天有不测风云,政治气候更是说变就变。大鸣大放开始了,本来他一个打字员,只能算勤杂人员,完全可以不参加这样的会议。要不是他怀里揣着一张名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平常的时候这种关系到所谓国家大事的会议,他是没资格与会的,更没资格发言了,发言了也是人微言轻没人听。现在不同了,即将是名牌大学大学生了,要远走高飞了,还能不发表一番高论,让人们领略一下未来名人的风采。张景影也许是经受不住好事者的窜掇,也许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一点表现欲,也可能他感到机关确实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的问题,他鸣放了,而且真的要展现一下自己的文学才华:他直接批评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们,说我们的书记是舞台书记,我们的专员是剧场专员。那意思是说书记专员们有官僚主义,平日见不到,只有到舞台剧场做报告时才能见到,仅此而已。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平日做个玩笑开一下也没什么嘛。领导不是人民的公仆吗,主人开仆人一句玩笑有什么了不起,不顺耳了,触犯了龙颜了?对!就是犯了龙颜!冒犯了最高领导了吗?不!小民们哪有这个胆量!想也未想过的事。那龙颜是什么?就是顶头上司!在曾希圣的王国里,顶头上司就有不可冒犯之龙威。因为反右时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之外,另加了两条:一条是反对所谓农业“三改”,一条就是反对本单位领导。可以想见各单位大大小小头儿有了反单位领导就是右派这柄上方宝剑,机关政治生活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还需细说吗。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安徽青年右派占全国之冠,不会是空穴来风。(据近年来有关资料披露,安徽省当年共划右派31472人,占全省总人口0.117%  2017年4月补注)

书归正传,再说说那个倒霉蛋张景影就因为这屁大的事,把锦绣前程给毁了。划了个极右,只发月生活费13元,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划他右派的地委杨书记,那年已有四十大几了,孩子可能也和小张差不多岁数吧。如果是你的孩子出现这样的事,你能不教而诛,一巴掌把他打死?孔老夫子还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哩,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襟怀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封建时代?到农场后我们才知道,这位杨书记果然是心狠手辣,仅我们那一个农场就关过近1500名非知识群体的右派,皖南地区这样的农场还有多处,都是杨书记的战利品。杨书记政绩斐然,不久就升到省里做官去了。

到农场后我们很快就相识了,惺惺相惜嘛。认识小张有点传奇性:一次总场集会,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小青年手上握着一本旧书,读得正起劲,我上前一看他正读着唐·吉诃德战风车那一段,怪不得这么全神贯注旁若无人哩。凭直觉我上前一拍他的肩膀,说你是张景影!他抬头看看我说,你是右派医生茆家升!就这样我们结识了。从此我们几乎是朝夕相处,直到文革前。

在农场时我们共同经历了无休止的批判训斥,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大限临头似的大饥馑。说是少年识尽了愁滋味一点也不过分的。我们都是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那时虽说他在生产队我在卫生所,依然经常在一起。一是想方设法弄吃的,再就是说一些读书的事了。那时我们都只有二十郎当岁,还未到心死的时候,总对未来还有些幻想,也算是相互支撑相互鼓励吧,总比一个人向隅而泣好。在那种非常时期有这种友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也十分珍惜它。记得他只给我一个人看了他试写的部分小说初稿,看得出他有很好的文学悟性和对事物的观察能力,驾驭文字的功力也很强。最难得的是他心灵深处有一股理想之火,一直在熊熊燃烧,总盼望着有一天……

这一天也曾海市唇楼一样出现过,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极左思潮有一点收敛。农场解散了,我和小张等人回到了芜湖。一度我和小张同住一个小阁楼上,真正是耳鬓厮磨了。那是我们陷入反右泥淖,吃尽千辛万苦之后,难得的一段平静时期。那时正忙着两件大事:一是对我们反右案件进行甄别平反,有什么好甄别的呢,不就是那么几句听起来不顺耳的话吗,四年劳役九死一生,还不够吗?所以农场回来的人,几乎都很快的做出了平反结论,只等批复了。第二件大事是时不我待,尽快把荒废了的学业补上来,工作之余小张和我及其他几位摘帽右派,奋发努力,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一切从头开始。从此我们又多了一层同学之谊,相互切磋相互砥砺,二十多岁的老童生也像莘莘学子一样孜孜以求。小张又拿起了笔,记得他有一首写采茶姑娘的诗,里面有一句意象很美:“半个笑脸绿中藏”。我们戏称他为绿中藏歌者。记得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赠他:“第一次相见/就成了知己。四年风高浪险/更亲如兄弟。我饥肠辘辘/你搜出最后一粒米。你饿病奄奄/我弄来‘状元红’为你治病疗饥。我们在窒息中呼唤清风/在混沌中等待朝暾升起。……‘黄河若不断/白首常相忆’”。(所谓状元红乃民间对红糖煮黄豆的昵称)

政治风云真是瞬息万变。幻景很快成为泡影。最高指示下达了,右派平反戛然而止,我们再一次坠入深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接踵而来,我们都在滔天巨浪里苦苦挣扎。本来张景影是我们这群难友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因而一直受大家的呵护。这些生死与共的难友,也曾是他生命所依。天大的苦难压下来,只要我们大家还能记住门口塘农场苦难的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依然相互支撑,我们还是能活下来的,那怕是苟延残喘。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很小很小自慰和互相慰藉的小天地里,一齐厮守着等待海清河晏这一天。

再也未能想到在这样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张景影首先叛离出去了。他伙同另一位姓方的难友,突然对一起患难与共的难友们发起攻击。这在当时几乎是爆炸性事件。那时我们这批农场回来的难友为数很多,分散在地直财贸系统各单位,因为素质好能力强,又想表现一番争取解决历史问题,所以在各单位大都受重用。要不是张方二人跳出来自相戕害,是可以平安过一段日子的。这下子好了,各单位都有活靶子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张方这么一跳,也正中运动领导者下怀,推波助澜,斗争之火越烧越旺。既保住了自己又取得了辉煌战果。头头们笑了,向地委写了一份总结报告,说了他们是如何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从而把他们—网打尽的。听说地委正准备批转这份报告向各地介绍经验哩,可是运动又有了新部署,斗走资派了,我们这些人又被放到一边去了。那份什么报告也真是无聊透顶,什么叫一网打尽?不是早已尽入彀中,什么地富反坏右,我们不是全坠落到连盗贼都不如的境地了吗,只为了那几句所谓错话,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人埋骨荒山了,还不够吗?再扫一遍又能扫出什么新花样?不就是反右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吗?要说这些人发过牢骚乃至要翻案,可说对了。受了这么大冤曲,还不能背后发发牢骚吗?要翻冤案的人,是对生活依然有信心的人,是对党和政府还是无限信任的人,有什么不好!

张方合谋在地直财贸系统演出这场闹剧时,我已经调到地区医院。乍一听说是小张挑起这个事端,而且攻击矛头主要是我时,我心情极其复杂,长时期理不清那繁杂的思绪。这是怎么啦?这就是那个早年受尽迫害的小张?就是那个勤学苦读文学悟性很好的小张?就是那个与我朝夕相处我曾赠诗的小张?就是那个在困境中我们相互支撑依然壮心不已的小张?我茫然了,不知如何面对这严峻的事实。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反复告诫自己,不问压力多大,不问处境如何险恶,决不写任何一位难友一张大字报,包括张方二人的。否则只能互相伤害和被人利用,也决保不了自己。当时急想知道的有两件事,一是我们那一批难友们都咋样了,二是我非常想知道小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背景,受什么人唆使,仅仅因为保全自己吗?因为当时人人自危,早已互不来往。不过不久这两件事都搞清楚了,一是大难当头,除了张方二人,大家都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再没人干那种蠢事。至于小张为何出此下策,确也是运动的牺牲品。原来早在他参加四清时,把一位难友的母亲在运动中受到伤害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这位难友,可是这位难友却把这封信交给了她所在的单位领导。为此小张挨了批,算是立场问题,他已经害怕了。文革一开始他出差到合肥,看到省里正万炮齐轰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可把他吓坏了。他原想昧着良心孤注一掷保自己过关,未想到弄了个众叛亲离,被难友们遗弃的下场。

我得知这一事实之后,曾认真想过,承认运动可以扭曲人的灵魂,大限临头时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也大有人在。可我们是已经经过了生与死考验的呀,彼此应该是很了解的,再说我们不是已经落入社会最底层了吗,还要互相践踏,不是自寻绝路吗?小张呀小张,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你究竟是一时鬼迷心窍,还是本性如此,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小张从此再也不是我们这个难友圈子里受呵护的小弟弟了。不过也没人报复他,只是把他忘记了。他大概也觉得活的无趣,文革后期请求调回原籍了。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收到过他托人带来的一斤黄山新茶,没有信,只在包裹外有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那清香的黄山茶,我只喝出苦涩,别的无话可说。

张某1996年死于结核性胸膜炎,一种不该致死的疾病。也有人说他是忧郁而终。临终前他有一封长信给那位方某,方某给我们看了。他在信上说愧对大家,信上列了一长串的名字,第一个是我。我看信后心灵上还是受到重重一击,面对他的伤逝我依然悲痛莫名,这一切究竟是谁之罪,谁残害了他的青春,谁给他百般凌辱,谁摧毁了他本是一颗单纯的心灵?

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反右派,张景影早已读完人民大学新闻系,是一位资深的记者了,也许还是个有成就的作家。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心灵摧残这一幕,以他的文学悟性和刻苦追求精神,也许也加入了右派改正后的作家群体,如果……也许……

新的世纪已经来到了,这三个21年我算是活满了,回首六十多年漫漫人生路,我想到些什么呢?近日套用辛弃疾的《采桑子》填了一首词,算是挽张景影也是自挽吧:

少年识尽愁滋味,七批八斗,忍辱蒙羞,牛棚劳役度春秋。

而今何处诉秋心,天荒地老,恩怨皆忘,无诗无梦也无愁

2001年6月27日二稿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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