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许:平民之殇——关于纪录片《罪行摘要》

《罪行摘要》——纪录影片,纪录在文革中被判刑的14位农民的遭遇。〔见徐星:“把文革中的农民计入历史”,载本刊zk1509b——编者注〕

制片人:徐星
发行日期:2014年10月

我有点后悔看这部片子,看完之后至少十分钟无法言语,我被伤到了。《罪行摘要》两个多小时长,十几个“犯罪分子”的个人故事,没有编导的任何评论或暗示,老人们言语也朴实,甚至在镜头前有所克制,但我还是被伤到了。

在看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眼泪流了很多次,差不多从第一个故事中的父女泪别到最后一个故事老友相拥,我都有点忍不住,想掩饰而不能,突然发现自己好脆弱啊!

我们都是普通人,如世间的一粒凡尘,虽然微不足道,但作为活人,都有人的自然情感,有所谓同理心。在为他们的命运唏嘘长叹时,很难说没有物伤其类的哀伤,而且,这种哀伤经由影像呈现出的故事而凉凉地穿透了身体。

摄影圈有句自诩的话,一图胜千言。看这部片子,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图像的力量。形诸文字的东西和图像比,其实是先天不足的,就环境细节、人物情绪的准确真实而言,图像的说服力是无可替代的。

这些年关于文革的认知和评价越来越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过《罪行摘要》的人,都会更容易体会到,文革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荒唐闹剧,对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

我们在翻看历史时,看到的都是有权力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的历史,平民是不存在的,即使涉及,也被深藏在某个数字后面,没有具体形象可言。即使在回溯文革的事件和人物时,我们看到的也大多是官员和知识分子,毕竟他们有着话语权。所以,导演徐星能够把镜头对准普通农民,能拍出他们个人的苦难,还能拍得如此精彩生动,让我不佩服他,有点难。

三年时间,我不知道徐星从北京到浙江往返了多少次,其间辛劳自是一言难尽。而这些莫名其妙坐牢的农民都渐渐年事已高,能有人用心记录他们的冤屈,想必老人们会有些欣慰的。

转眼文革结束也已经四十年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对这场灾难的了解十分有限,很多人还对文革抱有很多浪漫的想象。也许看过《罪行摘要》会增加大家对文革的了解,相比于可能得到各种帮助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平民的灾难才是最深重的。如果真有十八层地狱,处于最下面几层的,一定都是这些平民。想到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社会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有朝一日,如果文革重演,我们就会变成当年的他们,每念及此,脊梁骨便有点冷飕飕的。

六年前,徐星在北京宋庄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然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第一个人物,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当年的中学老师,因为学生来访时恰巧停电,于是被污“企图通奸”和“破坏军婚”,自此万劫不复,尽管没有任何事实上的罪行发生。而信任他的十几位学生因为结伴去监狱看望他,也被定罪。最可怜的是他十三岁的女儿,在他的妻子卖力检举他并离开之后,女儿用父亲学生们烧炭砍柴积攒的一百元钱去监狱看他,仅仅半小时的见面,父女被监狱的铁门隔绝在两个世界,那凄惨的哭喊久久回荡在观众的耳中。

六十多岁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红薯堆旁接受了采访,从他破碎的叙述中,偶尔能够听到“被抓”“脚镣”“老婆没了”。关于当时的经历,已经很难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因为对农村的困境有疑问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被问起信的内容时,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在衢州十里丰农场的头一年,他把五十六斤的重镣挂在脖子上劳动。他说起这些就像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这时,他87岁的老父亲闯进了镜头,提着一篮子红薯,他竟然还在干农活。最后,林品新撩起裤腿,脚腕上被铁镣勒出了永远也抚不平的深深印记。

周明夫,曾经是生产队的会计,因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处境艰难。于是三人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互相帮帮忙。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就被抓去交代问题。翁志渝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接着就开始被人用枪托猛砸,要他不仅承认罪行,还必须给自己的反革命组织起个名字。翁志渝说,“我必须想出一个名称来,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说了两个字:“启蒙”。而打他的审讯者对这个词完全不懂。几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建立“启蒙领导核心小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团,当然不会是几个人或一两个组织,于是本村、邻村一起凑了几十个人和多个不同名目的组织,这样一来,当地就可以因为破获了犯罪集团而邀功,而这几十个甚至互不相识的农民,或为此丧命,或为此身陷漫长的牢狱之灾。

程德华和翁志渝几十年记恨对方当年的表现,程认为是翁的“启蒙”害了自己,翁谴责程,如果不是自己给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起了一个相对中性的名字,可能他们几个人都会被枪毙。还是在徐星的撮合下,他们彼此相拥重修旧好,那一幕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当年被冠上“参加903反革命集团,制造政治谣言,参与策划反革命暴动组织,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让他不敢相信任何人。“政治这个东西我后来想想是很麻烦的,就凭嘴巴说说,但是我也没办法,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的,他说你是就是,你没有办法的。”

当徐星问他,在牢狱里有没有被打?老人家回答说,“打是难免的。两个手指头用牛筋绑好,手指头中间扎针,是这样的,一个个扎进去。”“扎针?扎多少根针?”“那是过去的事情,算了。”“这真有点可笑,这样子会成立罪名的,会判刑的,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心里都在笑,心里都在笑。”徐星问他恨不恨害他的人,他说不恨。“一个呢,我想,过去了。第二个呢,他也是受人家的指使,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啊,那个时候,这个人性啊,都是没有心的,就是这个谁压倒谁,他身上垫一下就高一点,这样子的。”

如今的老人,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坚持相信丈夫的无辜,含辛茹苦地等待了十年,从22岁到32岁,头发全白了。当丈夫出狱回家时,长大的孩子完全不认识来人,告诉妈妈,家里来客人了!

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程德华说,我现在多活两天少活两天实在没什么不同。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怨恨,麻木和认命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因为说了也似乎没人想听,有些孩子还会因此害怕。他们准备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冤屈的隐秘往事入土,是徐星的出现,才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在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普通民众似乎对明清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而一旦涉及当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则语焉不详了。对于文革,七十年代末期其实官方就有定论,简单说是十年浩劫。官方的完整措辞是这样的: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但在原因上则有些含糊其辞。领导者是谁,大家都明白,但就是不说破。也正因为这里的顾虑和含混,给后世留下了纠缠不清的孽债。

也因此没有人出来忏悔。好像大家都是控诉者,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却无影无踪。文革的确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当年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参与者。最苦的则是这些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底层平民,他们的命运不值一提,他们的苦难毫无价值。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罪行摘要》,希望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至于文革好不好?文革是什么?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再纠缠这样的问题了,假如我们还有良知的话。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